楊東：迫切需要加強對區塊鏈技術的監管與治理_區塊鏈

作者：楊東

2019年6月4日，波場創始人孫宇晨發布微博稱，他以破紀錄的4567888美元成功拍下巴菲特20周年慈善午宴。伴隨熱搜討論的同時，也引來了眾多爭議之聲。筆者無意評論孫宇晨在幣圈的是非，但希望借此契機談一談區塊鏈技術的監管與治理。

一、由ICO亂象引出的監管必要性

2017年，在比特幣價格瘋漲的帶動之下，國內外各種虛擬幣也被開發出來。據相關新聞報道，孫宇晨在當時發行了波場幣TRON，售出數量1000億枚，開售價格0.0015美元。該幣發行當天，就融資6個億。波場幣價值最高時，曾經達到驚人的1.85美元/個，流通市值達到130億美元。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全面叫停ICO，要求各類活動應立即停止，已完成發行的應組織清退。有報道稱，2018年1月，孫宇晨將手中的波場幣兌換為以太幣，套現3億美元，約合20億元人民幣。此后，波場幣一路走低。有報道質疑波場幣沒有自己的技術，沒有應用場景，是一種“空氣幣”。

筆者在2017年8月便發文指出當時的ICO市場正處于野蠻生長時期，大量資金涌入各種ICO項目，滋生了眾多融資亂象。在實踐中不乏借ICO之名，行龐氏騙局或者非法集資之實的惡性詐騙事件，應該遏制“炒幣”行為。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之所以全面叫停ICO，與我國ICO風險暴露較為嚴重，異化程度較高有重要關系。彼時大量ICO項目涉嫌違法犯罪，在此背景下，叫停ICO有充分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也屬于監管上的進步。但也必須認識到，僅僅禁止非法的金融行為而不設法滿足背后融資難的本質需求，仍將導致非正規金融治亂反復；ICO亂象只是區塊鏈技術被別有用心之人不法應用，并不意味區塊鏈技術本身應被否定。監管層應以ICO泛濫為戒，在鼓勵支持引導區塊鏈技術創新的同時改善針對區塊鏈行業的監管手段，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異化。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區塊鏈正在與不同技術之間融合:中國人民大學大數據區塊鏈與監管科技實驗室主任楊東介紹，科技創新會帶來量變風險與質變風險。他舉例：金融科技會大幅降低資金提供者與需求者之間的連接費用，但金融風險的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和負外部性等特征并不會消失。

“不僅如此，金融、技術和網絡風險更易產生疊加與聚合效應，使風險傳遞得更快、波及面更廣，且在技術性風險、操作性風險與系統性風險等層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楊東說。

楊東還說，區塊鏈正在與不同技術之間融合，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界限正在被模糊，其在金融科技領域引發的風險已經慢慢體現出來。（人民日報）[2019/12/8]

二、監管區塊鏈需要制度創新

區塊鏈技術的革新對多個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諸如代碼、硬件和其他約束行為方式的“結構”作用快速擴張，至少會重新定義法律和監管規則的設計、實施與執行。盡管區塊鏈技術日臻完善，但其在實踐中仍涉及諸多的技術問題與法律風險，而法律問題的解決是區塊鏈發展的核心問題。面對一項可能改變未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新型技術，應在制度層面為其發展保駕護航，并通過區塊鏈技術透視金融科技發展所面臨的風險。

從歷史經驗和新近的監管政策可以發現，監管者將既有的監管規則強制適用于新涌現的科技，隨之而來的高門檻及其所蘊含的監管理念將抑制去中介化技術的發展及進一步創新。如果對區塊鏈技術的監管依然套用傳統的監管路徑，勢必存在監管的混亂和不確定性的風險，挫敗金融創新。因此，應當在法治框架下創新政府監管方式與監管路徑。

聲音 | 楊東：已有13個省市落地區塊鏈政務應用 十分認同成都“監管沙箱”項目:11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區塊鏈實驗室主任楊東在2019天府監管科技論壇上透露，關于區塊鏈技術在政務方面的應用，全國已有13個省市有落地項目，包括廣東、湖南、江蘇、河北、福建、重慶、浙江、陜西、河北、貴州、山東、安徽、北京。對于監管科技的應用，楊東十分認同成都市推出的“監管沙箱”項目。在他看來，科技驅動型監管不僅降低了監管成本以及數據有效性問題，還能真正實現實時、預測、自上而下、以技術支撐為核心的透明監管體系。他還建議，金融監管要以數據驅動為核心，建立全面完善的數據收集系統，構建大數據分析和風險預警機制，完善配套保障措施。[2019/11/23]

從國際經驗來看，世界多數國家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各類應用，尤其是其中具備金融屬性的部分應用進行監管。筆者2018年出訪日本、澳大利亞、英國、韓國等國家，實地考察海外的相關監管經驗，其中有許多大有裨益的思路和措施，值得我國借鑒參考。例如，日本對虛擬貨幣進行專門立法，引入注冊制監管虛擬貨幣交易所，以規制虛擬貨幣交易所潛在的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保護用戶的合法權益。英國率先建立“監管沙箱”制度，允許使用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創新金融企業在特定的小范圍內實驗性地開展業務，并在FCA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合規。美國SEC基于聯邦證券法對ICO進行定性，援引聯邦最高法院確立的HoweyTest標準，將部分ICO界定為證券發行并加以嚴格的監管。總的來看，各國對基于區塊鏈的金融應用采取了較為嚴格的監管措施，同時基于自身的法律體系和國情采取了不同的具體措施。為了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秩序，這些監管措施都屬于金融法治的應有之義。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對區塊鏈的監管需要打破傳統，“以鏈治鏈”:據新京報消息，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楊東今日撰文指出，對區塊鏈的監管需要打破傳統，采取一些新型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以鏈治鏈”，也就是建立起“法鏈”，借助區塊鏈技術來對區塊鏈行業進行監管，建立金融監管從雙峰到雙維的框架。若區塊鏈技術被用于監管而非將監管者排除在外，那基于區塊鏈的規制系統，無疑將有助于提高監管的有效性。以區塊鏈技術為依托的監管科技，構建內嵌型的、技術輔助型的解決政府與市場雙重失靈，并考慮技術自身特性的有機監管路徑。[2019/10/30]

就我國而言，2019年1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自2019年2月15日起施行。《規定》的出臺有助于打擊違法犯罪、遏制假借區塊鏈名義的“偽創新”，對治理區塊鏈相關市場亂象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監管區塊鏈應運用監管科技，“以鏈治鏈”

有效監管區塊鏈不僅需要制度創新，還需引入以區塊鏈為代表的監管科技(RegTech)提升監管能力。對區塊鏈進行監管需要打破傳統，采取一些新型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以鏈治鏈”，也就是建立起“法鏈”(RegChain)，借助區塊鏈技術來對區塊鏈行業進行監管。筆者在2018年5月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監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監管挑戰與維度構建》一文中指出，以審慎監管、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等為核心構建的傳統雙峰監管體系和法律法規無法有效應對以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去中心化金融創新。因此，必須在傳統金融監管維度之外增之以科技維度，將科技手段運用到監管體系中，形塑雙維監管體系，從而更好地應對金融科技所內含的風險及其引發的監管挑戰。

聲音 | 中國人大楊東：海南應盡快推出工商登記區塊鏈政務系統:據中國網消息，今日在海口舉行的2018年海南“互聯網+”創新創業節區塊鏈創新應用大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進行了《數字經濟服務實體產業：區塊鏈數字經濟的未來》分享。楊東表示，現在是踏踏實實做區塊鏈的好時機，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數字經濟在海南有極好的落地機遇。他建議海南盡快推出外國公司到海南落戶的工商登記、股權登記區塊鏈政務系統。[2018/12/11]

隨著區塊鏈技術推動的智能合約和數字貨幣等新金融業態的不斷涌現，對該類自動交易或履約活動進行人為的監管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傳統的人為監管模式向自動化監管模式之轉變趨勢已不可逆轉，若不使用自動化的合法審查、記錄追蹤和監管變革，將難以滿足極端復雜的監管需求。歷史經驗表明，傳統的監管措施不足以應對市場失靈，可能會滋生利用去中心化技術的違法行為和欺詐行為。如果區塊鏈技術能夠被用于監管而非將監管者排除在外，那么，基于區塊鏈的監管系統將可以提高監管的有效性與精準性。實時透明的共享賬簿將使監管者能夠在結果惡化之前予以識別并回應，甚至監管者可以將合規機制直接內嵌于區塊鏈系統之中，借助區塊鏈技術建立一套既能解決潛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問題，又能夠充分考慮新興技術獨特性的有機監管體系。監管者在區塊鏈技術模式下將擔負雙重角色：其一，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規，為監管者及企業提供法律支持，形成新的有效的監管路徑，減少不確定因素帶來的風險；其二，與技術專家合作，將金融等方面的監管法律法規內嵌入區塊鏈技術之中，從而使法律法規的執行通過代碼實現。

聲音 | 人大法學院楊東：管理新規并不針對區塊鏈媒體:10月24日，網信辦《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閉門研討會在人大舉行。人大法學教授楊東在討論中表示，現在很多區塊鏈媒體沒有采用區塊鏈技術，管理新規并不是針對這些媒體，已生效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就足夠管理區塊鏈媒體了。[2018/10/24]

四、監管之外還需加強對區塊鏈的應用

對于區塊鏈相關的創新活動，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在政府控制的一定范圍內，開展先行先試，為區塊鏈應用于智慧政務創造政策空間。實際上，我國部分地方政府已經對此開展了有益嘗試。例如，貴陽市提出“主權區塊鏈”，建立政府可監管、可控制、可干預的可信區塊鏈系統；青島市北區打造“鏈灣”，建立非營利性的鏈灣研究院通過研究扶持區塊鏈創新企業的發展，同時研究將區塊鏈用于監管的具體方案；湖南婁底市運用區塊鏈改善政務，將部分公共服務遷移至區塊鏈上；江西贛州建立區塊鏈監管沙盒，允許區塊鏈創新企業開展實驗經營；海南生態軟件園與中國人民大學大數據區塊鏈與監管科技實驗室共同成立區塊鏈制度創新中心，研究將區塊鏈用于政府監管，實現制度創新。各地方政府的嘗試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積極意義，相關的實踐必將對區塊鏈的監管和治理提供大有裨益的寶貴經驗。

近年來，國外也在積極探索區塊鏈在政府管理中的應用。理論方面，著重研究了“如何做到政府數據的開放”、“如何通過科技手段提高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度”、“如何通過區塊鏈技術打造個性化政府服務”等一系列問題。實踐方面，區塊鏈技術已經應用于護照辦理、土地交易信息公開等與公民個人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

綜合國內外的區塊鏈政務建設經驗，不難發現建設智慧政府的重要基礎便是建設數字政府。而區塊鏈技術可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其他技術結合，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構建高效、安全的數字政府。以此為切入點，應用區塊鏈技術可形成跨行業、跨地區、跨系統、跨部門的協同管理與服務機制。論及區塊鏈的未來發展道路，以及要規避的風險，應從政府探索區塊鏈應用的初心及歷史的角度考量，即回歸創新服務于實體經濟、服務于地方政府的初心。

五、從監管向治理轉變——共票理論提出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對區塊鏈技術我們既要開發其應用價值，亦需運用技術治理的方式，有效應對這種新興技術的風險與挑戰。這種從單純監管到全面治理的轉變，主要體現為：目標上，不僅在于“管住”區塊鏈的風險，還在于“促進”區塊鏈健康發展，最終服務實體經濟，造福廣大人民；策略上，從單純的違規打擊轉向合規引導；具體路徑上，由傳統的單一監管工具，發展為社會共治的多種治理措施，特別是引入技術工具，完善自律監督。就此而言，當下區塊鏈治理的主要問題在于市場由錯誤的理念引導，并且缺乏技術規制工具的引入。

我國是區塊鏈實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在豐富的區塊鏈實踐基礎之上提出中國原創的治理理論，不僅將有利于我國區塊鏈事業的進一步健康發展，而且將為世界數字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區塊鏈經濟是技術依托下眾籌的新形態。維持這種經濟形態才是區塊鏈的真正價值。而名不副實的“Token”并沒有體現這種價值導向，反而促生了追求炒作、已經產生極大泡沫的數字貨幣市場。“Token”這種名不副實的情況在中文語境下被翻譯成“代幣”后進一步增強，產生了更加惡劣的錯誤引導，滋生了各種“傳銷幣”、“空氣幣”。錯誤理念引導下以炒作套現為主要目標的數字代幣市場是不可持續的。

為了借助眾籌制度引導區塊鏈行業健康發展，回歸本源，撥亂反正，筆者提出“共票”理論。“共票”指代區塊鏈上的共享新權益，其英文可以結合表示“共同，聯合”之意的“Co-”與“Token”譯為“Coken”，既代表了對慣用詞“Token”的繼承，也代表了區塊鏈正確的發展方向。其具有以下特性：1、增長紅利分享的功能，以吸引系統外部參與并貢獻內部系統；2、流通消費的功能，以便利系統上資源配置優化；3、權益證明的功能，是凝聚系統共識的機制與手段。“共票”與“Coken”充分體現了眾籌的思想，在理念上可以引導區塊鏈應用轉向正軌，也為有權機關治理區塊鏈提供方向和目標，指引項目方脫離單純指向二級市場的困境，拋棄發行無價值的空氣幣的錯誤沖動，真正促使各方回歸科技讓生活更美好、融資更便利的初心。

特別地，區塊鏈與共票對數據而言意義重大。數字經濟時代的數據類似于工業革命時期的資本，數據收集已經類似于資本的集中。在這種情況下，數據的采集、利用、儲存和交易等一系列的法律行為均會發生變化。新的法律客體、新的法律主體的產生，就如同公司制度與資本制度的形成一樣，當前正在形成一種有價值的數據。數據在性質、權利內涵、權屬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制度缺失,進而導致了“搭便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的出現并阻礙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的實現。區塊鏈技術能為數據賦權，確定數據的歸屬與確權；而共票能夠為數據賦能，可以作為大眾參與創造數據的對價，使大眾分享數據經濟紅利。大眾通過共票參與數字經濟，將為數字經濟賦予新的價值和新的發展驅動力。

筆者曾提出“眾籌是核心制度，區塊鏈是基礎技術，共票是共享權益”的觀點。當下，區塊鏈技術的物理性能并不高，相關落地項目也并不多，但也應看到區塊鏈帶來的制度革新前景。區塊鏈是真正符合眾籌理念的基礎技術，圍繞區塊鏈技術和眾籌理念進一步構建共票機制，能夠真正釋放區塊鏈與眾籌制度應用的重大潛能，贏得數字革命時代制度變革的領先契機。目前很多政府已經在應用區塊鏈技術革新智慧政務，這符合黨的十九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今后應當更加抓住創新驅動的各種契機，全面實現換道超車，站穩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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